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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犯的最后人生:互相道别 最后一餐很少吃光

2013-07-13 10:25 上海刑辩 浏览: 1,032 views 我要评论 字号:

摘要:   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。一位看守所民警说,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,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。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,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,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,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,反反复复直到想通,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...

 

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。一位看守所民警说,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,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。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,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,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,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,反反复复直到想通,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。

>>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,一般是鸡蛋和面条,有时会有肉菜,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,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。

>>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,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,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。

>>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,“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,有道别、有说、有笑,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,他们说这是解脱,为犯下的罪孽赎罪。死刑犯之间会道别,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,至少嘴上这样说。”

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,因综合素质强,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。

他说,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,无论上诉与否,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。

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。“宣判后一周里,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,哭闹是常有的事,面对生死大关,人难免抗拒逃避,甚至崩溃。”赵亮说,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,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,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,“哭闹、崩溃、平复、忏悔、面对,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。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,又开始变化,这是人求生的本能。”

监管死囚监舍多年,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。

等待“执行”是种煎熬,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

赵亮说,终审死刑的罪犯,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,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,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,走路时声音很大。

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: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,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;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,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,改造其扭曲的心理,面对罪行面对现实;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,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。

“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,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,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。”赵亮说,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,一般是鸡蛋和面条,有时会有肉菜,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,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。”

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“折腾”,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,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,“有时也问我们,一般都说一年多。”赵亮说,“其实,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,这是一种煎熬。”

等待执行之前,民警需要全天候、近距离监管,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。

“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,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,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,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,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。”赵亮说,这时,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,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。

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,毕竟来日无多,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。

写遗书很费时间,有人写几个月,有人会写一年

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,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,一般会悔过,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,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。“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,等到要死时,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,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,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。”

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,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。

聊天之外,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。因监管需要,大多数情况下,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,死刑犯只需口述。写遗书很费时间,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,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。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,“那是一心求死的,”赵亮说。

在死刑犯的遗书中,最常出现的句子是“别走我这样的路”、“对××(受害者家属)说对不起,我错了”。

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,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,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,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。

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,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,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。

赵亮觉得,其实,“如果没有犯罪,他们都是普通人,也有过努力和奋斗,只是虚荣心太重了,犯下了大错。”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,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,表现得更明显。

最后三天道别多,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

赵亮说,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,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。

“这时,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,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。进了监舍,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?”赵亮说,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,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,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。

一般情况下,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,在晚上恢复常态。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,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,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,脸盆、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,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。

“这时候,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,有道别、有说、有笑,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,他们说这是解脱,为犯下的罪孽赎罪。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,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,至少嘴上这样说。”

最后一顿饭,有人想吃臊子面,有年轻的想吃“肯德基”

到了临刑前一天,尤其是会见家属后,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。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,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,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,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,并行礼,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。因为平时,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,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,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。

“在一起时间太长,都是有些感情的。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,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,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,会尽量满足。”赵亮说。

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,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、泡馍或者饺子,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,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“肯德基”。

只要市面上常见的,即使是香烟,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。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,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,说声“饱了”就作罢。

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,会洗澡梳头,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,化些淡妆。

“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,他们一般比较忙,这样也好,能冲淡恐惧心理。”随着临刑日期临近,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。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,移交给执行的法警,任务才算结束。

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,少请教“兄弟”

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。面对记者,他说:“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,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、脸谱化。他是犯罪了,十恶不赦,可背后,他也是常人,也有努力和挣扎,也有儿女情长。或许,他的生活里95%的时间都是正常人,只有5%出现了偏差,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。”

长期的工作经历中,赵亮发现,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。“小时候有错误,家人就护着宠着,年龄越大错误越大,最后谁也收不住。”对于独生子女教育,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,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,“对成年人来说,是对还是错,要区分起来并不难。”

他建议,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,最好问问自己父母,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“兄弟”,“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,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。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。”

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,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,“一定不要走我的路。”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,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。

“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,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。不过,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,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。本想好好生活,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,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,化解不了,最后疙瘩越来越大,成了严重暴力犯罪。”

法警郑君也有同感,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,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,可是很快又被遗忘。

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,“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,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,才出现了一些状况,要给社会吃药,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。”

临刑前,他们说……

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 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

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截至今年6月26日,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。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,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。近日,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,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。

表示清白

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“我希望你明白,当我说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们的时候,我说的是真相,”1997年4月被处决的戴维·斯彭斯表示,“说实话,我没杀过人。”

表示歉意

“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,”死囚科尼留斯·高斯被处决前说道,“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,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谅我。”

杰马尔·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,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·桑切斯。他说:“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,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。我也是个人,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。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,也无法给你们答案。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,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,这就是我的生命。”

表示接受

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。查尔斯·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,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,他的遗言是:“我罪有应得,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。”

詹姆斯·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,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,被处决前他说:“这一切本不该发生,既然我就要死了,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我知道这是个错误,只能怪我自己。”

表示委屈

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,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。

“我已经坐牢8年半,7年前我成了死囚,我在监狱表现良好,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。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。”死囚里奇·格林表示。

“过去大约9年里,我一直在思考死刑,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,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。”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·道格第说。

表示轻松

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,比如杰斯·赫南德兹。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,结果造成男婴死亡。

2012年3月,赫南德兹被处决,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,他喊道:“加油,达拉斯牛仔!”

(来源:华商报) 

 

(注:应采访对象要求,赵亮为化名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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